接吻，一则假新闻的现实意义
2003年上半年，各高校的BBS为一桩“新闻”热闹了好一阵子。那就是所谓的华东理工大学禁止学生在校园里“接吻”。这则被某报社记者胡乱炮制出来的新闻，让一些媒体或热血沸腾，或义愤填膺①（①《大学生在校园有没有接吻权》，吴华、张睿，《上海青年报》，2003年3月11日。）。南方某报指责学校组织一支“捉吻队”，蛮横剥夺学生的“接吻权”，这等大逆人性的措施怎能在堂堂高等学府“出台”？这也让一些家长不由得忧心忡忡，据说，该校学生的家长有不少赶紧打来电话，叮嘱自己的孩子千万要“小心从事”，不能在谈朋友的时候把持不住自己被校方活捉。这更让即将报考大学的中学生百思不得其解，一些学生在高考咨询时，期期艾艾地询问该校有关老师，你们，你们真的不允许学生在校园里接吻？真有一支“捉吻队”？
如果说这则“新闻”放在七八年前，那绝对算不上什么“新闻”，因为那时的很多高校，为了创建文明校园，为了营造大学校园健康向上的氛围，是严禁学生在公众场合有“不文明”举止的。也真有学校组织一支队伍，暗藏在校园的各个角落，“监视”学生的各种举动，甚至将“不文明”动作用镜头记录下来，然后，第二天，在校园最为醒目地带的公告栏里，张贴出来，名曰“曝光台”。面对学校此举，似乎没有人好意思站出来公开反对，那些躲在灌木丛中忍受蚊虫叮咬的大学老师和学生干部们，也最多嘟囔几句。
七八年的时间，我们这个社会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人们逐渐意识到当初那些做法的“可笑”或者说不可理喻。你能想象吗？几年前的一个夜晚，一对大学生恋人在发生性行为时，被校治安巡逻队队员发现，他们将这对恋人带回办公室，仔细地盘问每个细节，并一一记录在案。不知道这是工作的需要，还是人的偷窥欲使然，这种情景对当事人而言，恐怕是一生中最可怕的记忆。如果心理承受能力稍微差一点，也许就会崩溃，甚至走上绝路——这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翻开20世纪90年代的学生工作档案，因“生活作风”问题被退学的学生，与因“学习成绩”不合格而退学的学生，占据了所有退学学生的绝大多数。
也许正是由于大学校园曾经发生的这诸般情事，人们才不怀疑这则“禁吻新闻”的真实性。大家众口一词地认为，社会变化如此之快，而大学校园依然是那般“食古不化”，大学管理者压抑人性，藐视人权，因而是“面目可憎”的“卫道士”——这正是这则假新闻耸人听闻之处。不过抛开媒体记者的新闻道德不谈，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还真是抓住了大众心理：关注今日之大学，究竟怎样面对学生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如果在二者间能制造出势同水火的冲突，那必定会取得最佳的“新闻”效果。
天之骄子的“身份危机”(1)
这是一个不再“骄傲”的群体。
物以稀为贵。熊猫之所以成为国宝，因为它是濒临绝种的动物。
10年前，哪怕是5年前，大学生在中国大地上还是一个响当当的称谓。可是今天，这个名词显然已经严重贬值。有大学生说，进入新世纪，房价在飞，粮价在涨，似乎一切都在升值，只有股票和大学生的称谓在贬值。
1999年以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年增长率为8.5％，但这种增长幅度和培养规模与强烈的教育需求相比，显得“微乎其微”，“上大学难”作为一种社会现实一直没有得到改观。
在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后，上大学难的问题得以缓解，但大学生的自我感觉也因此受到影响。众所周知，1999年、2000年、2001年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年。1999年全国高校普遍扩招，扩招数量达到原计划数量的20%多，全国普通高中应考人数有340多万，扩招后高校招生153.7万。2000年，我国高等学校继续扩招，招生数达到221万。2001年招生数为260万，比2000年增加39万，增长17.6%，其中录取入学的本科生为137万人。①（①《2001年高校招生工作总结及今后思路》，瞿振元，《中国教育报》，2001年12月5日。）这一年，入学人数与报考人数之比为57.4%，比2000年提高了0.4个百分点。现在，每两个报考者中便可以有一人上大学，这与以前六七个考生中录取一人，实在有了天壤之别。上大学难的问题解决了，可大学生这一身份也显得不那么特殊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对自我角色的认同度必然会降低，以前他们可以把“我是一名骄傲的大学生”挂在嘴边，而现在，能骄傲的可能仅仅属于少数。对于考生来说，考上大学并不稀奇，考上一个名牌、重点大学才值得夸赞，如果进入的是高职、高专，或者某些民办学校，则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这是一个不再“逆来顺受”的群体。
当今在校的大学生，几乎全部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加上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深入，社会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迅速发生变化，这一代大学生有着与以前大学生明显不同的特点。
他们的自我意识很强，比较有个性，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渴望成功。与此同时，对集体的认同感减弱，因此协作精神不够，同时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一面是心高气傲，一副唯我独尊、桀骜不驯的模样，另一面则由于家庭溺爱缺少磨练而导致独立生活能力不强，这些学生被称为“跛脚学生”。
与以往大学生的朴素单纯不同，现在大多数大学生可谓“见多识广”，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渠道，比有的老师还快速便捷。通过网络，他们获得的信息量多面广，对于他们，灌输说教无济于事，讲大道理更是行不通。但掌握信息多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就十分成熟，很多学生仍然十分幼稚。使用电脑和国际互联网的大学生都清楚什么是对与错，但他们往往“明知故犯”。比如说，明明知道下载色情资讯是非法的，但却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甚至认为，只要没把这些色情资讯散播出去“危害他人”，“罪行”也不至于太大；明明知道破坏别人的计算机系统，窃取他人的资料是非法的，可却偏要入侵，而入侵的目的，除了“顺手牵羊”外，一般是为了炫耀自己掌握了高超的网络技术或干脆就是恶作剧。
自我意识张扬的大学生是一个矛盾体。屡屡在学校里迟到、旷课，或者在网吧里浏览黄色网站、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大学生，他们的法律知识并不少。甚至可以说，现在的大学生很会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去“讨说法”。这也促使大学管理者们必须认真对待大学规章制度的修订与完善。
比如，高等学校一直有将对学生的处分张榜公布以儆效尤的做法，过去学生们对此也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将处分张贴在公众面前，学生们会认为是对他们的歧视，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
还比如，高校以前一直有着对犯有“生活问题”错误的学生处以退学处分的规则，如果发现某对男生女生在校园里发生性行为，便会让其自动退学，这一规则曾经在大学校园里酿出了不少人间悲剧，有的学生就此走上了不归路。而对于处分，以前学生和家长怕丢脸难为情，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可现在不一样了，如果学校还对这种行为给予处分，那么学生会以违反国家宪法的理由将学校送上法庭，这种情况下，学校必输无疑。
又比如，高校的《学籍管理暂行条例》有这样的规定：受到记过以上处分者不能授予学士学位，而且从国家开始实施学位制度以来，这一校规一直被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也从没有学生对此提出过异议。可不久前，一位大学生却在与母校围绕这一规则进行的官司中胜诉。原武汉理工大学的一位毕业生因考试夹带纸条受到过学校的留校察看处分，后来尽管他通过了该门课的补考，而且各科学习成绩优良，但受此处分的牵连，学校在他毕业时以“在校期间受过留校察看处分者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的校规为依据，没有发给他学士学位证书。这位毕业生在向学校申辩未果的情况下，将母校告上法庭，结果法院认为《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等国家行政法规中没有“在校期间受过留校察看处分者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的规定而判学校败诉。
天之骄子的“身份危机”(2)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我国高校的规章制度有不少与国家的法律条文相违背，无论学校怎样声明“只要你到我这儿学习，就得遵守我的规矩”，都不可能改变如果校规与法规相抵触，就肯定会在“官司”中败下阵来的命运。学校管理者有必要好好研读国家法律法规，重新认识每个公民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如果高校采取强制力量剥夺或侵犯了学生的权利，抑或无端增加学生的义务，都将被推上被告席。
另外，随着有偿教育制度的实施，大学生对待教育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国家无偿给予，现在是我对教育进行投资”的观念，使学生对学校的教育模式也有新的思考。以前，学生几乎难以提出“自己”的需要，发表“自己”的想法，而现在他们觉得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发言。与10年前的大学生相比，今天的学生以及家长对教育的心态已经完全不同。
这是一个不再“听话”的群体。
在一项关于大学生恋爱问题的调查中，有38%的大学生认为同时与多名异性建立恋爱关系“只要合法，对方可以接受，不应受到干涉”，还有9.5%的大学生认为这“很正常，无可非议”。现在大学生的恋爱有几方面特点，一是时间前移，人数增多，有的甚至在高中就开始谈朋友；二是建立恋爱关系的时间缩短，与多名异性同时建立关系的人增多；三是不以婚姻为目的，寻求感情寄托的人增多；四是谈恋爱的同学中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增大；五是恋爱问题引发的各种问题如高消费问题、学习成绩问题、失恋后的心理问题等增多。这些观念、现象，在过去是比较少见的。
让人难以容忍的则是一些大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他们并不以追求学业上的杰出表现为大学生活目标。某高校教公共数学课达25年之久的一位教授，对过去10年间所带学生的数学考试成绩做了精心的统计。他说，这10年的数学试卷都是我出的，难度差不多，但学生的不及格率却逐年上升。10年前，不及格率在5%左右，而这两年，已经达到20%以上。
今天的大学生更多注重自己的感受，而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正在颠覆传统道德，而人们也逐渐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各种社会多元化的表征。就拿“香车”进校园迎送“美女”来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接受这样的观念，并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女大学生选择与谁谈恋爱，是她们的权利，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某位漂亮的女生为何要与所谓成功人士交往，而不就近选择校园里的纯情书生。但是“恋爱”也要有自尊，要遵从伦理道德，如果是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甘愿做他人情妇，甚至堕落成娼妓，则当然在谴责之列。
今天的大学校园，随处可见男女学生拥抱亲吻，且无人对此大惊小怪；随时可见学生用手机打着电话，据统计，一半以上的大学生拥有移动电话，而与此同时，校园里还有着近30%的贫困大学生。社会的两极分化，带来学生的两极分化。为了学习、为了生活，各人沿着各自的轨迹过着不同的大学生活。
集体主义教育还是“强制监护”(1)
对于大学生出现的种种思想行为变化，高校的应对显然有点仓促。虽然类似“捉吻队”的冲突在大学管理中目前已经很难找到，可是，由于认识上的差异以及外界环境的限制，矛盾却并不少见。
最大的矛盾当然是在思维方式上。在很多人的思维中，学校仍要“包办”学生成长，除了管他们的上课学习，还要管他们的课余生活，除了要求学生学业优秀，还要求思想上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的，因为教育还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可是这种“包办”讲形式甚于重实效，加之教师素质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管”得很不到位。
现在的学生想法太多，这是老师的埋怨。有消息称，在重庆高校附近，出现了按小时、按天租借的房屋，而且生意火爆。火爆原因如下：一是满足了父母、亲戚来探亲的需要，出租的房屋有家的感觉，比让父母住招待所强；二是满足了大批恋爱中的大学生的需要，相爱的人需要独处的空间，出不起钱整天在外租房子，偶尔找个临时的“家”总可以吧。显然，第一个原因几乎可以理解为借口，稍稍一想，就该明白，哪有那么多探亲的！
此情此景让学校领导难以安寝。某高校严禁学生到校外租房，担心他们离开学校管理的学生公寓便接受不了集体主义教育，更会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还会引发包括赌博、同居等诸多问题。某高校学生处长说，现在做学生工作越做越没信心，学校领导要求他把校外租房的学生也管起来，确保他们不出任何事情，并告诉他这是上级领导的要求，可是，这怎么管得住呢！
老师很痛苦，学生就更不领情了。“学校校舍不够的时候就鼓励学生外出租房，说是国外很多学校都不为学生提供宿舍；而如果校舍充足，他们就又用另一番理由诸如接受校园文化熏陶、接受集体主义教育等等百般要求学生住进学生公寓。无论怎样，他们都有道理。”某高校学生抱怨道。
在强调发展个性、培养创造力的大环境中，学校并没有反思一直以来约束学生发展的管理方法，仍旧希望学生按照他们设定的模式发展，要求学生这样做、那样做，只给学生留下很小的自主空间。尽管现在高校正在推行后勤社会化，可是学生公寓还是在学校的管理之下，或者说是由某些物业企业和学校共同管理。物业企业提供供电、供水、公共卫生、治安等生活服务，学校则提供思想成长辅导、组织高雅健康社区文体生活等“思想服务”。不少高校认为这是管理模式的创新，可是这样的创新具体操作起来困难极多。一方面，由于“生活服务”与“思想服务”的主管部门不同，扯皮的事情屡屡发生；另一方面，一些学生认为住进公寓很不自在，晚上到了11点就要关灯，每周要接受一次卫生检查，除了要参加宿舍文明评比，还得迎接隔三岔五的参观。同学们不禁要问，这是社会化的学生公寓吗？为什么要通过关灯来控制已经成人的大学生的作息？住学生公寓是交了钱的，交了钱就得享受服务，24小时供水供电该是最基本的吧？学校有什么理由、资格停电？大学生已经成人了，不需要这种强制性的“监护”，如果说住学生公寓就得遵守入住规章，那不住学校的公寓，几个同学一起到校外租房总可以吧？同样出租金，学校提供的公寓并不比校外的便宜，为什么就不可以租校外的房子呢？
来听听老师们的解释：“11点熄灯的规章是为了约束学生通宵达旦地使用计算机及其他娱乐工具影响正常学习。至于后勤进行社会化改革后，学生完全可以单独到校外去租房。不是学校强制禁止他们单独租房，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希望他们还是住在有学校老师参与管理的地方，我们想这只有对他们更好。很多学生家长也希望如此。其实，想到校外租房的是少数、个别学生，其他的学生，可能对学校要求他们保持宿舍清洁卫生、宿舍里不能随意进外来人员尤其是异性等有意见而发牢骚。只要学生提出申请、家长签字同意，学校会同意他们自己单独租房的。”
对此，学生的看法是：“找家长签字，有多少家长同意？自己没有额外的钱就老老实实呆着吧，一些有钱的同学早就不声不响地在校外又租了房子，一个人两个窝，也够奢侈的。”
面对凡此种种，人们不禁要问，学校还能管得了那么多吗？你看，大学生已经被允许在校期间可以结婚了。
“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并不得申请复学。”这是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过去对高等学校学生行为的规定。在校本科生不允许结婚，这也是我国高校的一贯做法。但2001年，这一惯例终于受到教育部取消高考报名年龄限制和婚否限制的挑战。武汉大学于2000年12月率先提出“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大学生提出结婚请求，学校不必横加干涉”的观念。①（①《雷声大雨点小武汉大学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引波澜》，李湘荃、鲁燕华，《北京青年报》，2001年12月14日。）该校的校领导认为，随着教育部有关政策的实施，大龄在校本科生的数量会逐渐增多，在这种新情况下，学校有必要在相关的管理上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作出调整。而这一观念，虽然有人反对，但显然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反对者认为，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婚姻家庭的拖累，会大大限制知识的获取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如果就读大学生在学校组建家庭，将会给高校管理制造很大的混乱；大学生毕业面临求职的问题，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来自不同生源地的学生要回家乡工作，而他们又已经结婚，那么就业、经济等诸多问题该如何解决？如果解决不了，这段婚姻也许会迅速走向结束。赞成者则一致认为，这是高校在“依法治校”，追究起来，高校过去不允许在校本科生结婚的规定是违背国家法律的。只要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结婚的基本要件，例如男性在22岁以上，女性在20岁以上，没有患过不宜结婚的疾病，不是近亲结婚等等，任何一位公民，无论他以哪一种身份结婚都可以。如果符合结婚基本条件的在校大学生想结婚，但是学校不同意，学生完全可以提起诉讼，而且胜诉的一定会是学生。
集体主义教育还是“强制监护”(2)
有关专家认为，武汉大学的做法合法、合情、合理，其实即使高校允许学生结婚，结婚对在校本科生而言（大龄考生除外）也是没有市场的。别说在校大学生，就是那些已离校三四年的毕业生们，婚姻都未必是他们目前的首选。婚姻更多意味着责任和义务，草草结婚，很可能是学业、家庭都一无所获。而且，在婚姻大事上，孩子们要与家长商量，相信绝大多数的家长都不会赞同自己的孩子太早结婚。要相信大学生对自己的生活、前途会有理性的把握，他们处在学习的大好时机，而经济方面等组建家庭的基础并不成熟，所以不会有很多学生考虑在校期间结婚。而且，不禁止在校本科生结婚，并不表示学校提倡他们结婚。
在青春期面前扭捏作态
“我在大一第二学期快结束时，在学校里接受了一个半小时的性教育。那是校医院一位医生开设的女大学生心理选修课。当时正讲到性心理一节。老师说，给大家看一场录像，我们还真以为能看到些什么。可片子很老，讲的是男女进入青春期的变化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人体图还是画上去的，很多画面是外国模特走台步，讲到结婚之前就完了。”
这是某高校一位大学生的性教育经历。
在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的今天，性教育依然是一个“敏感”的校园话题，即使大家已经知道对大学生的性教育引导，已经到了必须引起重视的地步。
著名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1997年主持的“全国大学生异性交往”调查中，“大学生的性接触”状况为——接吻：男生39.5%，女生45.5%；性爱抚：男生25.6%，女生28.9%；性交：男生10.9%，女生8.4%。据有关大学教师透露，在六七年之后的今天，几乎每项数据都已经翻番。某高校最近做过这方面的一个小型调查，接吻——男生：73%，女生82%；性爱抚：男生45%，女生53%；性交：男生21%，女生15%；赞成婚前性行为：男生57％，女生26％。在一些高校周围，男女大学生租房同居，享受二人世界的情形并不鲜见。
据某高校计生部门介绍，过去几年中，学校医院妇科医生每年都能发现一两例在校女大学生怀孕的事。某高校甚至有两名女生因和一名携带艾滋病毒的留学生发生性关系而被传染。“到医院发现怀孕的，是那些对性知识几乎一无所知的女生。我校的一位女生与男朋友只发生了一次性行为，四个月没有来月经，身体很不舒服，不停地呕吐，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于是到校医院检查。其实还有为数不少的女生怀孕流产，只是学校不知道。”某高校学生处处长说。
在大学生对艾滋病认知水平的调查中发现，94%的大学生认识到共用注射针头和不戴避孕套可以传播艾滋病，但有40%左右的大学生却不清楚输入被污染的血液也可以染上艾滋病。有1/3左右的大学生，把一般的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混为一谈，认为皮肤接触也会传染艾滋病。更有意思的是，大学生所学的专业与他们掌握预防艾滋病知识的程度并没有直接关系，例如在医药卫生专业的大学生里，只有8.8%的人回答完全正确。这个比例比全体大学生的平均正确率（10.7%）还要低一些。①（①《大学校园性现状一瞥》，三九健康网。）
由于诸多原因，我国大学生能够接受正规性教育的渠道还比较少，大学生的性知识来源，一是同伴之间的交流；二是电视、碟片；三是一些地摊色情书刊和黄色网站。
与“旁门左道”而来的性知识大行其道相对的是，到目前为止，高校的学生性教育，一直羞羞答答，很多学校对大学生进行性教育，最多是组织大家看一场老掉牙的录像，进行一两次象征性的讲座。这是一所学校性教育课程讲解的内容：性教育导向、性解剖、性生理、卫生保健、人的各期性心理、人口与计划生育、性疾病、性法律、性道德等。“从大道理到大道理”，学生们评价。
大学生正值青春期，面对着“黄毒”渗透的电脑光盘、网络的包围，如何建立正确的性观念、获得健康的性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大学对性教育的暧昧态度，对学生的成长是不利的，你不讲，我会去摸索，黄色书刊、淫秽录像由是在校园内广为传播。
尽管问题如此严重，可很多高校目前仍然在大学生性教育面前犹豫不决，“扭捏作态”。原因还是在于观念不一致，没有人敢轻易触及这一“雷区”。有的老师认为，大学生以学业为重，要提倡他们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男欢女爱那是以后的事，如果教育他们怎样防止避孕，那不就是在告诉他们可以发生性关系吗？在大学生中要推行基于性道德的“贞洁教育”，杜绝婚前、婚外性行为才是教育大学生的根本。另外一些老师则认为，告诉他们知道什么，并不就是鼓励他们去做什么，教授大学生包括健康性爱、受孕、避孕、性病、艾滋病等生殖健康知识，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有了性行为，而其他人也将在不久之后发生性行为。在教给他们性知识的同时，还要引导他们树立健康、纯洁的性道德观，也许这样更能有效杜绝婚前性行为。
每一种意见都有道理，于是校方左右为难。有的学校干脆不作为，听其自然；有的学校则将研究生本科生区别对待，在研究生中放放“新婚学校”之类的录像；还有的学校开开讲座，进行一两次“漫画”展出。
其实，对于通过倡导安全的性行为还是倡导节欲来控制艾滋病问题，美国也存在着争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学生进行性知识教育、性道德教育。近年来，我国大学的这种教育态度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一些学生会组织，它们比学校更积极主动，在校园里策划有关的性教育活动，诸如免费安装避孕套机、艾滋病预防教育等活动在校园的出现，大多是学生会组织与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红色网站”能吸引谁？(1)
有一个孩子，家长每天早上把他送到校门口，看着他走进校园；每天下午再来到校门口接他回家。这样的场景如果发生在幼儿园或小学低年级学生身上，并不奇怪，可这里所说的“孩子”，是一位大学二年级学生。
来自河北的胡女士说起这事就长吁短叹。她说她恨死了网络，就是因为这网络让她的孩子迷失了方向。中学成绩一直优异的孩子，在考入重点大学后，因为痴迷网络，居然一个学期有四门功课不及格，滑到了退学的边缘。全家闻之大吃一惊，商议之下，胡女士决定辞去工作专门来上海照看孩子，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每天接送孩子上学，以防他再次迷失在校园周边的网吧之中。
林立的网吧是高校周围的风景线。某大学对面的商业街被称为“网吧一条街”，共有9家网吧，因为便宜，周边一些大学的学生频繁光顾。公安部门在一次对网吧的检查中发现，860台上网电脑中有56台正在浏览色情、淫秽站点，于是对它们进行了严厉处罚。一个堪称“骨灰级”网虫的学生对此很不屑地说：“现在不知道带色站点的人准不正常，连‘这’都不关心，能没毛病吗？”
某大学对大学生“利用网络做什么”进行了一次官方调查，结果是：第一收发EMAIL；第二上网聊天；第三玩网络游戏；第四阅读新闻浏览信息；第五查找相关学习资料。而据一项民间调查，大学生上网目的依次为：第一玩游戏；第二浏览黄色网站；第三聊天；第四阅读各类信息；第五收发EMAIL；第六检索学习资料。
某高校一个学期中，有130名学生因为成绩未达到学生守则的要求而被要求留级、试读或退学。根据对这些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2/3以上的学生是因为沉迷网络不能自拔，以致荒废学业的。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是一名大学生将家里寄来的学习生活费的一半用在了网吧，通宵达旦、节衣缩食泡网吧的结果，是骨瘦如柴的身体和学校的一纸退学通知书。
怎样才能让学生免受网络毒素的侵扰？最好的办法是不是让他们不接触或少接触电脑？清华大学针对一年级新生的校规之一就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不准在宿舍里配备个人电脑，不准在宿舍里上网。①（①《清华大学规定新生报到不许购买电脑》，郑超，《北京娱乐信报》，2002年9月5日。）这听起来有点可笑，可的确收到了不小的成效。该措施推行后，因沉迷网络而影响学习的新生有所减少，而他们的计算机成绩并没有由此下降。本来，有的大学新生还鸣冤叫屈，说堂堂清华，居然在21世纪的今天，禁止学生上网，排斥学生学习使用信息技术，可看见事实证明上网的同道更多是在“拾垃圾”而非“收粮食”时，大家便哑然“熄火”——怪谁呢？自控力如此缺失。
可是，禁，决非长久之计。引导学生健康上网遂成为一项综合治理工程。大学生的网上行为取决于他本身的道德水准。识别网络陷阱、抗拒网络毒素，要求的是能够在虚拟空间中把握自我的理性与定力。
除却大学生自身的素质因素之外，客观上，高校也应该有意识地“占领网络阵地”。为应对国际互联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教育界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新理念”。不少高校纷纷建立了“红色网站”。但有意思的是，这边厢教育者们红红火火地干着，而那边厢大学生们却毫不领情，几乎从不“点击”老师们煞费苦心建立的网站。
“我们几乎从来就不上学校设立的一些‘说教’网站，即使偶尔上上，也是为了看看校情通告。”很多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对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大学来说，很正确，可是单单建立一个网站，在上面转载几篇报纸上发表过的文章，就认为“占领了网络阵地”，那也未免太“幼稚”了。这就如同将一大堆缺乏可读性、一味空洞说教的杂志送到学生宿舍，大学生们从来就不去翻阅一样，除了浪费精力财力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很多大学建立的学生网站，内容很少，更新的周期更长，有的甚至第一期之后就没有了下文，进入这些网站，看到的大多是过时的信息，以及一些缺乏感染力的文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网站大都是为了体现学校对互联网阵地的重视而仓促建立起来的，一旦建起，就认为大功告成。大学管理者没有充分考虑如何运作一个网站，才能聚拢人气、树立口碑。换句话说，他们建立网站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要吸引多少学生前来点击从而起到教化作用，而是花费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金钱去购买电脑、服务器，以标榜自己十分重视互联网对大学生的影响。正所谓做好做坏是水平问题，而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内容如何无足轻重，表面功夫则是一定要到位的。
理论上，利用网络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引导，建不建立网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用心。如果建立网站，那就要花大力气将网站运营好，尽量使信息及时、全面，尽量使内容贴近学生，让学生将其视为自己的网上家园。但这在现实的大学校园里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没有可行的市场运作机制，无法调动网络具体建设者的积极性。只要上上中国各高校的官方网站，你就会发现其中不少主页上居然还是2000年的校情。学校出面建立的门户网站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某个学生工作部门、德育教育部门主管的网站了。
“红色网站”能吸引谁？(2)
利用网络对学生进行引导，需要做很多细致扎实的工作，比如，任课老师通过EMAIL和学生交流并指出他们学习上的某些不足，回答他们的某些学习疑问，将讲授内容的预习要点发给学生；班主任老师在每个学生生日时给他们的电子信箱里发送一张贺卡并写一段寄语文字；心理咨询老师利用电子信箱、BBS论坛、聊天室与学生沟通；辅导员老师可以轮流担任某些BBS站的版主，或者经常出入学生爱上的论坛、聊天室，用平等的网友身份、有见地的观点及时引导学生的言论……这些都是高校要在教师群体里倡导的工作。
大学真能“宽进严出”？(1)
受教育者数量的提高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件大好事。它在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时，也满足了国家经济发展对国民素质的要求；它拉动了居民的教育消费，推动着教育产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数量的提高也受到办学条件的制约，它应该是在保证一定质量基础上的发展，不能以整体质量下降的代价来换取数量的提高。可面对一轮又一轮的扩招，高校还未能想出一条确保大学生培养质量的可行之道。
大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给教育管理带来了很多问题。我国高校1999年的大扩招是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击进行的，虽然这种方式“逼迫”很多高校闯出了一条“后勤社会化”之路，或发动学生到校外租房，或推出走读措施，或调动社会资源参与兴建学生公寓，以此解决原有学生宿舍的不足。可住的问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其他诸如师资力量以及基本的教学设施包括图书馆、实验室则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应付的。有的学校由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已将本该20人以内的小班授课，改为50人甚至更多人在一起的大班授课。
研究生规模的扩大也被看作高等教育的成果之一。但检验这一成果真实性的标准仍然必须是质量。硕士生、博士生规模的超常发展，导致以前一位导师给几个硕士生、博士生上课的情况，变为七八十个研究生在教室里同上一门课，一位导师要指导十几个硕士生、博士生。据了解，某校一位博士生导师指导的在校博士研究生居然有30名，他所带教的研究生总数则达到了近100人！
“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课堂，应该是小规模、参与式的，导师指导学生，应该是个性化、导向性强的。我现在带的硕士生、博士生加起来有20多个，我想指导他们也没办法。有一位博导在被发现有抄袭行为之后大喊冤枉，原因是他的学生写的一篇文章抄袭了别人的成果，学生把博导作为了该文的第二作者。由于教学科研任务繁忙，这位博导根本没有看完文章就同意学生寄出。”某校机械专业一位博士生导师自叹分身乏术，“带硕士、博士是要计算工作量的，在学校严格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即使明知道自己无法指导那么多学生，也会主动争取。这也就使一些硕士生、博士生完全处于‘放羊状态’。作为导师，总不希望自己所带学生不能按期拿到学位、文凭，甚至被淘汰，因此在答辩时，很多导师会出面帮助学生，所以有学生说，导师的好坏就体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有没有导师会认真审阅学生的学位论文都很值得怀疑。目前，硕士、博士毕业与本科毕业一样是集中成批的，受理学位答辩也集中在一段时间，这其实很不合理。有的导师一批同时毕业三四个学生，总的阅读量达到二三十万字，这可不是一般的阅读，是要找出问题、提出意见的阅读。可他居然两天之内就搞定了。”导师水平没提高，学生数量却大大增加，再加上一些导师的心思根本没放在学术上，学生培养质量显然会下滑。
现在有相当数量的教授很乐意大批招募弟子，学生越多，他的“可支配对象”就越多，给他干活的人也就越多。他们是“老板”，而学生则成了他们的“伙计”，可以被差遣去干各种杂务。说是杂务，是因为这些活儿多半很难与学术研究对上号，我国教授的水平普遍不高，有价值的课题当然也不会多。学生与导师一起干活，或者跟着导师做事，并非坏事情，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通过干活，学到研究的方法，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如果对研究能力的提高没有丝毫帮助，那么这种干活，就远远超出了师生关系的范畴，而衍变为“雇佣”关系。
教育是一项尤其需要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事业，而以学生的培养质量为本则是教育发展的惟一出路。采取怎样的措施来确保学生培养质量，从而维持高等教育在社会分工中的价值，维护高等学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我国高校面临的难题。我国高等教育的淘汰率极低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高中生历经独木桥上千军万马惨烈搏杀终于幸运地走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此后只要他不是太不在乎学业，不是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总会“顺利完成学业”，获得学历以至学位证书。四年大学，三年硕士，三年博士，到点就毕业几乎是铁定的规矩。这种“严进却宽出”的模式直接导致了人才质量的下降。而近些年来随着扩招之风日盛，高等教育又大开方便之门，有的高校甚至采取不参加考试就直接入学的方式录取新生。从大力增加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个角度而言，“宽进”无疑是顺应我国经济文化发展要求的正确之举，而“宽进”之后能否真正实施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严出”更是关键所在。但是从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基础、体制等现实情况来看，要实现理想状态下的“宽进严出”还有相当大的难度。比如，“宽进”势必导致受教育者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迅速消耗本就匮乏的教育资源；“宽进”还会导致入学学生整体素质下降，因为入学的标准必然由于入学人数的增加而下调，一些在以前“严进”标准下不能入学的学生也取得入学资格，就如同一个企业降低“进料”条件一样，会对产品的整体质量构成威胁。再看“严出”。“宽进”必然导致办学规模的扩大，而规模的扩大需要办学资源的支持，有限的办学资源尽为发展规模所用，办学质量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身处“学历社会”风口浪尖上的高等学校能独善其身吗？如果高校坚持“严出”标准，过高的淘汰率是否会将报考者吓走或造成其他的负面影响？
大学真能“宽进严出”？(2)
本科生以外，为保证扩招后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我国有的高校推出了大意如下之规定：硕士生、博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在核心期刊或者SCI、EI收录源期刊上发表论文若干，方能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资格。高校希望藉此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增加学校的论文总量，从而使这方面的排位有所提前；二是促使学生进行适当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索，使得在当前学生培养工作普遍要求不严、质量不高的情况下，通过提出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等硬性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其实，这一规定还有第三重功用，却由于摆不上台面而往往在有意无意间被高校忽略：虽然有学位论文这道“坎”，但是，由于论文评审制度本身存在一定漏洞，比如导师间相互帮忙，评审专家情面难却等，很多高校在最终实施“淘汰制”时往往难以依据对学位论文本身的评价，而是要看学生在求学过程中是否达到其他相关要求。发表论文的多少便由此成为比学位论文还要硬的指标。某学院10位研究生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按照10%的淘汰率，将有一人不能按期获得博士学位。最后的结果是，一位在读期间发表了6篇论文的学生被淘汰，因为他发表的论文数最少，其他同学都在10篇以上。
于是，两大问题引发了大家的争议，一是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合法性；二是它究竟能收到怎样的效果。
先看看它的合法性。在我国学位授予条例中，并没有对学生提出发表论文的指标要求。另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其质量是否一定超过学位论文？学校的这种做法是否表明对学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控制缺乏信心？在民众法制意识日渐增强的今天，学校推出的每一项措施，都必须科学、合理、合法，否则就会遭受质疑，甚至面临诉讼。北京大学一位博士生就是因为那条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未发表论文将不被授予学位的校规而将母校送上了被告席。①（①《博士告北大案的启示：学校一些规定就不合法》，刘万永，《中国青年报》，1999年12月24日。）此外，大学生是教育的消费者，他们消费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素质、能力，获得可以证明其能力、素质的学历、学位证书，并通过这种能力、素质去寻找职业。目前学生告母校还多起因于学历、学位证书的纠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的发展，大学生作为教育消费者完全有可能对大学提供的“劣质教育”提出控告。加入WTO之后，我国高等学校要加入国际竞争，要赢得教育市场的信任，就更应该严格依据法律办事，必须完全抛弃过去的“土政策”，根据新的形势修订法律，“依法”修订“规则”，教育界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增强法律意识不仅仅是高等学校的责任，我国政府在立法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对高等学校如何自主办学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也是学校的校规会与国家法律冲突的原因。再看其合理性与效果。硕士生、博士生，一般在校时间为三年，有的学校规定在三年内，硕士生要发表一篇以上、博士生要发表两篇以上SCI、EI或核心期刊论文。这一要求从表面上看并不过分。对于硕士生、博士生来说，要发表几篇论文还不容易？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众所周知，论文从投稿到发表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甚至更多。为了在三年学习期内完成任务，研究生们必须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第二年起，就开始投寄文章。在当前硕士、博士教育中，大多数硕士生、博士生第一年都在攻读公共课，几乎没进行什么科研，也就是说，他们是从第二学年开始介入研究的，而这个时候学校就要求他们撰写大量的文章。由于没有自己的研究成果，相当一部分学生不是在写文章，而是在“编”文章。“编”好之后，为了让“论文”发表，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某高校MBA学员全班每人自掏腰包1500元，在某杂志上出了一期MBA纵论经济管理增刊；某学生请导师亲自出马，为稿件找婆家，不惜为文章的发表大肆请客送礼……如此这般，即使论文的数量上去了，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而且，这也正是一些硕士、博士论文存在抄袭问题的根源。
所谓适者生存。面对变化的教育对象、变化的教育需求，变，是惟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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